《薩爾瓦多•達利》

薩爾瓦多•達利出生於西班牙東北部的費格拉斯(Figueras)，他的雙親為他取名薩爾瓦多(Salvador)是為了紀念他出生前不久才過逝的亡兄。達利因為從小生活在亡兄的陰影下，經常以各種怪異的行為吸引父母的注意，促使其雙親能認清他與哥哥的不同，這樣的行為也種下他性格中反叛、搞怪的一面。一九一七年，達利追隨魯涅玆(Juan Nunez)學習印象派到立體派間的繪畫技巧，之後又進入費南度美術學校(The San Fermando Academy of Fine Arts)。一九二八年，達利兩度前往巴黎並會晤了畢卡索與米羅。隔年，他受好友布紐爾(Louis Buñuel)之邀，參與電影安達魯之犬(Un Chien Andalou)的拍攝，並正式加入超現實主義(Surrealism)的團體。

達利雖是超現實主義的一份子，但是他並不滿意超現實主義以自動技法呈現非理性事物的方式，他採用佛洛伊德(Sigmune Frued)的精神分析法，融合夢境和潛意識創造其「偏執狂批判法」(El metodo paranoicocritico)，以一種寫實細緻的畫風和巧妙改變物質狀態的畫法，將自己內心世界中的妄誕、怪異與外在的客觀世界結合，為繪畫開創出更寬闊的表現空間。他聲稱藝術的泉源是幻覺，在創作時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，他的創作主題集中於性、神話與宗教上。

一九三○年代的《記憶的永恆》(Persistence of Memory,1931)和《內戰的預兆》(Premonition of Civil War,1936)正是達利運用「偏執狂批判法」下的代表作品。《記憶的永恆》中那垂掛在枯樹、平台和如同怪物的人頭上的柔軟時鐘，隱喻著金屬和玻璃等堅硬物質同樣在時間巨輪下鬆垮。而針對西班牙內戰描繪的《內戰的預兆》，則在西班牙的遼闊天空和荒涼土地上，以荒誕寫實的手法刻畫出高度扭曲和具有張力的巨人形象，預告出一場手足相殘的悲劇。這件作品也是達利內心對於內戰的矛盾寫照，他一方面支持佛朗哥的革命政府，另方面又在激越中憂心著國土的分裂。達利這個身處於強力拉扯的暴力和痛苦神情中的巨人，以一種迥異於畢卡索的《格爾尼卡》(Premonition of Civil War,1936)的觀點和手法，創作出西方藝術史上詮釋戰爭主題的另一經典。

因為政治理念與個性的落差，達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布荷東(Andre Breton)逐出超現實主義的團體。一九四○年代達利定居於美國，除了繪畫他也參與服裝、珠寶、劇場和電影的設計。一九五○年代，達利的創作轉向宗教題材，他這些充滿神秘感的巨幅畫作，被天主教會讚譽為「二十世紀最傑出宏偉的宗教畫」。而由於喜愛達文西、拉斐爾、維梅爾(Vermeer, 1632-75)和委拉斯奎茲等前輩大師的作品，達利也透過藝術創作不斷與這些古典巨匠們進行對話；中環美術館典藏的《委拉斯奎茲的公主》(Velazquez’s Princess,1961)，即是達利以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委拉斯奎茲的《瑪格利特公主》為基礎，並融會個人獨特手法所營造出的一件充滿超現實意味的典型作品。